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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合解放军解放厦门
  • 2013-12-31 来源:《中共厦门地方史话》 作者:
  •   在解放战争时期,厦门地下党组织演奏的最后一个乐章,就是配合解放军解放厦门。厦门的解放需要解放军,解放军要解放厦门,也需要地下党组织的配合。

    一、黎明前的黑暗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解放了。蒋介石自知无法挽救大陆败局,决心坚守台湾和沿海一些岛屿,继续负隅顽抗,为此定下“确保厦门”的方针。

    蒋介石要“确保厦门”,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

    其一,加强军事防御设施。

    小小的厦门,当时驻有刘汝明第八兵团两个军,约有3万之众,还有海军第二舰队和厦门要塞炮兵。

    随着战火烧到闽南,构筑厦门外围野战工事,马上列入当局议事日程。以厦门外围的嵩屿半岛为例,他们依托京岩口一线高地有利地形,切削山坡,挖壕积土,构筑高宽各4至5米的围寨,切断进入嵩屿的道路。在围寨上端,构成单堡与集团堡相结合的火力点。围寨下筑有外壕,壕外敷设铁丝网,构成坚固的前沿阵地。纵深各高地均筑有圆形、半圆形的地堡,以及交通壕和单人掩体相结合的野战工事,组成火力交叉网。

    在厦鼓岛内,除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厦门时所构筑的工事外,还增加了许多防御设施,在深水中敷设水雷、电网;在沙滩上埋地雷、筑鹿砦,组成水陆防御体系。鼓浪屿环岛海岸,每隔50米左右就有一个碉堡,有许多暗堡建在山坡、岩壁之间,明的暗的都有。厦门市区,从鹭江道第一码头至厦门大学的海岸线上,明碉暗堡林立,可以织成一片火网,鸟雀都难飞过。集美对岸的高崎要塞,更是国民党军的防御重点,东西两边筑了一条3里长的防御线,前面挖了一道一人多深的外壕,周围埋上地雷,又架了5道层复一层的铁丝网,后面再修起钢筋水泥的子母堡群和夹壁工事。

    汤恩伯、刘汝明妄想依恃厦门四面环海的天然屏障和那所谓“无比坚强”的防御工事,防守作为“台湾屏障”的厦门。

    其二,强化血腥统治,严防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在8月25日以前,担任厦门警备司令的是第二十二兵团司令李良荣。他在上任福建省主席的时候,就听从张圣才的劝告,保证“不杀政治犯”。在李良荣任厦门警备司令期间,地下党同志没有被捕和遇害。到了8月25日,汤恩伯派“杀人魔王”毛森接任厦门警备司令职务。

    汤恩伯需要毛森这个反共老手来“稳住”厦门局势,毛森也愿不遗余力效忠汤恩伯,两兽狼狈为奸,互相利用。

    毛森一上任就发兽威,贴出宵禁布告,宣布“于宵禁时间随意活动,如被警察发觉,即予枪击,死伤勿论”。

    随后,毛森又发出所谓《战时约法三章》和《战时守律六项》,强化他的法西斯统治,声言:“从事匪谍,窝藏匪谍,不自首检举者,查获后窝户与匪谍一律枪决,保甲长连坐处分。”

    据有关资料统计,毛森就任厦门警备司令56天,除突击检查户口外,进行了5次大搜捕行动。第一次大搜捕行动在8月31日夜2时开始,闯入厦门大学学生宿舍和职工宿舍,捕去中共厦门临时市委所属党员修省、张逢明、陈炎千、陈绍裘及其他师生11人。以后4次分别发生在9月9日、9月16日、9月18日和9月19日。这5次大搜捕,总共捕去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民主人士数十人,还有所谓“可疑人物”有名字可查的达112人。那些被捕去的共产党员,其中张逢明、修省、陈炎千3位同志,于9月14日被杀害;刘惜芬、周景茂、陈绍裘、伍文祺等17人,于10月16日厦门解放前一天被绞死在鸿山脚下。

    国民党当局加强防御工事以对付解放军,加强血腥统治以对付地下党,妄图实现“确保厦门”之美梦。

    二、发动对敌宣传攻势

    从1949年8月以后,厦门的革命形势越来越恶劣。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更加英勇地开展地下斗争,用实际行动来迎接厦门解放。

    地下党组织所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发动对敌宣传攻势。从8月10日至20日的10天内,地下党组织先后印发了《为反掠夺反破坏告厦门人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政策》、《约法八章》等宣传品。

    这些宣传品是由闽中地下党组织印发的。地下党员刘惜芬、陈启浩等同志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团结了一批同志,有的负责刻写钢板,有的负责油印。此时天气炎热,又要在密室里做这些工作,常常搞得汗流浃背。但是,他们一丝不苟,尽力把蜡纸刻写好,才能印得清楚,印得多。负责印刷的同志,也认真把油墨调好,印刷时做到用力均匀。油印完后要盖关防,刘惜芬的侄儿刘永源用生地瓜来刻,一颗不够就再刻一颗。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政策》及《约法八章》,是中共中央制定的,主要是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讲的,其中有讲起义的,放下武器投降的,等等。《告厦门人民书》则是中共厦门工委写的,呼吁全市人民“反对国民党掠夺粮食的阴谋”,“反对国民党破坏建设设备的阴谋”,并向全市人民断言:“解放军马上就到了,天快亮了!”

    地下党组织把宣传品刻写油印好后,一部分交给各个党支部,比如由《星光日报》工人组成的中共工人支部,等等。然后分头到全市戏院、车站、码头、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及国民党机关去张贴。他们采取“流水作业”法,一人刷浆糊,一人张贴宣传品,一人用背脊“熨平”,使每一张宣传品都贴得牢牢实实。另一部分宣传品寄给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首脑人物,每人一个信封写好姓名,套上宣传品,再贴上邮票,然后由在邮局当邮差的地下党员盖好邮戳寄出去。这样,既安全,又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收到。这个工作,在邮局当邮差的陈启浩起了重要作用。他和他联系的“朋友”们,背着绿色的邮袋,像平时执行公务一样,按住址把“信”分发出去。

    闽西南地下党组织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同志,则把刘永生为司令员、魏金水为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司令部、政治部7月15日油印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在公共场所张贴,并寄给厦门国民党当局的大小头目。这个文告写道:

    “我们在这里已布下天罗地网……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坚决与蒋匪决绝,携械投诚,起义立功,参加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

    “投诚官兵,愿意继续留军的,照原职原薪供给,愿意回家的,发给充足的遣散费。”

    “投诚是生路,顽抗必死亡!”

    这些出现在厦门各个公共场所及国民党当局头目家里的宣传品,比炮弹的威力还大,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了极大的离心、瓦解作用。郊区高崎有十几名宪兵,认清形势,毅然宣布起义,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携械奔赴游击区;国民党海外社社长杨越,通过他的共产党员弟弟同地下党组织联系,决心投靠共产党,为地下党提供情报。闽中地下党派刘惜芬同他联系,每天及时把情报收回,直接交给工委代理书记杨梦周;准备把资金撤到香港的丁乃扬等民族资产阶级人士,也像吃了“定心丸”,不走了,留下了他们的全部资金。

    8月25日接任厦门警备司令的毛森,看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油印传单,惶惶不可终日,立即下令侦缉。9月5日,毛森给稽查处下达“甲兵字35号”命令:“务必设法严密侦缉。”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而已。

    三、搜集敌方军事情报

    厦门地下党组织都很重视搜集厦门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并及时送到上级领导机关。

    1949年6月的一天,国民党厦门市政府建设科科长、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讲师林梦雄对几位学生透露,说国民党驻军决定构筑环岛防御工事,急需一批技术人员当监工员,希望同学们参加这项工程。林梦雄纯粹是从工作需要来讲的,却因此给地下党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中共厦门临时市委宣传委员廖开治是厦大土木工程系应届毕业生,得悉这个重要消息后,立即布置土木系地下党员参加这项工程,借此收集军事情报。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参加这项工程的地下党员林通富和茹民德在工程完工时,把鼓浪屿和厦鼓海峡及高崎沿海碉堡位置、结构和数量搞得一清二楚,并且绘成《碉堡分布图》交给廖开治。廖开治立即赶往开禾路125号临时市委机关,交给组织委员纪华盛。后来,通过地下交通员陈光培(厦大数理系学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送到漳州程溪地下交通站转交中共闽南地委,又由地委交给参加解放厦门的第三十一军。

    7月中旬,厦门要塞司令部要晒印《要塞防御设施图》,由一位副官携图到美的照相馆找老板。他们之间是朋友关系。正好这一天老板不在,由他的儿子欧阳咏接待。欧阳咏同地下党员刘惜芬有联系,认为此图有军事价值,便在晒印此图时,悄悄地多晒印了一份,而后把图交给刘惜芬,再由她交给地下党组织。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和设施也有所变化。要全面、准确地获得变化了的情况,必须找到懂得军事的人。

    这个任务交给已经站到人民一边的杨其精同志。

    9月份,经地下党组织同意回到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任教导团副主任的杨其精,利用职务之便代替李良荣视察各前沿阵地的防务,了解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后来,杨其精与原警备司令部参谋张幼铣合作,一个口授,一个绘图,画出一张《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图》。这张图搞得非常清楚、准确,交给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的苏琳辉,由交通员罗端秀送到老元成联络站,再由地下交通员王曼生送到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部。厦门解放后,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对地下党同志说:“你们绘制的敌人军事部署图,准确无误,为我军解放厦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组织船工支前

    担负解放福建任务的三野十兵团,在8月17日解放福州后,立即挥师南下,沿着福厦公路,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边打边向前推进,相继解放了古城泉州及晋江、同安等县。9月中旬,解放军另一部又解放了南靖、长泰和闽南重镇漳州。这样,解放军已步步逼近厦门,厦门解放指日可待。

    中共厦门工委(闽中)遵照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指示,将工委领导人梁明富、叶绍书、李永裕等同志撤出厦门,到厦门岛外城乡开展群众工作。他们撤离之前,工委决定由苏琳辉等3人组成工作团,继续领导市区斗争。为了便于掩护,苏琳辉被安插到杨其精领导的教导团任政治教练,穿上国民党军装,住在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团团部。

    9月4日,梁、叶、李3位工委委员率领一部分党员和地下群众撤出厦门。李永裕撤到原先有工作基础的同安后溪,梁明富与叶绍书撤到龙溪的浒茂。浒茂是地下党员林文吉的故乡,他们依靠林文吉以浒茂为据点开展工作。

    梁与叶在林文吉的协助下,对海澄县警察局长赖鄞祥做争取工作,促使他弃暗投明,率领120名官警起义,使海澄县不费一枪一弹便得以解放。海澄县的解放,扫清了厦门外围一大障碍,并为开展支前工作创造了条件。

    9月25日,所向无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嵩屿。至此,厦门外围战基本结束。梁明富等人的工作重点立即转到支前工作方面。他们以中共厦门工委名义,组织林文吉、郑静安、林德才等同志紧密配合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做好九龙江船工的发动、组织工作,迅速在九龙江沿线的船工中掀起支援前线、解放厦门的热潮。按规定,未满16岁和超过50岁的男性船工及女性船工不必参加支前,但当时已经56岁的船工黄正川和他的妻子张水锦却毅然率领3个儿子黄富足、黄驴和黄长义报名参加支前,并把他家两只船献出来供解放厦门使用。报名支前的,还有欧大兴一家兄弟叔侄4人,全家能上阵的都上阵了。年仅13岁的康亚宗也来报名,说他会讲普通话,不但可做解放军叔叔的翻译,还能同他父亲康亚加一起掌舵划船,把解放军送到厦门。在短短数天之内,梁明富等人就筹集到木帆船106艘,发动支前民工180余名。此后,这些船工被编成3个中队,每中队分配木船30艘。每个中队又分成若干小队,帮助解放军掌握划船技术。

    与此同时,梁明富等人还与之前起义的警察局长赖鄞祥等一起协助部队筹粮,保证前线部队的供给。

    到后溪去的李永裕同志,带去了原在厦门、集美坚持地下斗争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50多人。他们到后溪后,分散到灌口、后垵、新垵、下洋、角尾等地开展群众工作。

    当时,后溪一带常有土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群众不能安居乐业。有鉴于此,李永裕等人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争取当地上层人物和安抚土匪,向他们宣传《约法八章》,晓以大义,说明利害,把土匪争取过来,化阻力为助力。这个工作做得很有成效。那些土匪自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只好改邪归正,从此不再干抢劫的勾当,有的还协助地下党组织做了一些好事。在这个工作的基础上,李永裕等同志还在各村组织护乡队,维持社会治安。

    解放军到达长泰之后,一位曾经当过土匪的人立即向李永裕汇报。李永裕闻讯,主动到长泰同解放军接头,接受解放军交办的任务,积极配合解放军行动。

    当时,同安至角尾的公路遭到国民党军的严重破坏,必须尽快抢修。除了桥梁由解放军负责修建外,所有遭到破坏的路面都由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抢修,保证了这段公路的畅通无阻。李永裕还派熟悉集美地形的陈少斌等同志带领解放军侦察人员,侦察集美地形和国民党的防御设施,为解放集美做准备。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大力征粮,保证过境部队的粮食供应。后溪等乡村群众挑灯夜战,各家各户都来参加砻谷舂米,支前景象异常壮观。

    厦门外围战结束后,李永裕又及时把带去的同志分派到解放军各连队去,协助发动组织船工支前,为渡海解放厦门做准备。许多船工开始有顾虑,地下党同志深入到船工中去,耐心做动员说服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在集美、杏林、高埔、马垅、鳌冠、马銮等沿海乡村,迅速掀起支前热潮。船工们纷纷报名支前,要船有船,要人有人,万事俱备,只等下达命令渡海。

    梁明富、李永裕等两路人马所动员组织的船工,在解放厦门战斗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发挥了重大作用。

    五、保护国家财产

    1949年9月25日,厦门外围战全部结束,厦门岛周边地区全部成为解放区。从这一天起,国民党对大陆实行严密封锁,厦门人不能出岛,内地人不能进岛。一些拟进入游击区的同志已不可能出岛,但所有留在厦门的革命同志,都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对革命有利的事。

    地下党的同志们意识到,厦门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败退时不可能留下完整的城市,一定会大肆掠夺,带不走的就破坏,二者必居其一,因此要千方百计做好防掠夺、防破坏的“两防”工作。

    中共闽南地委领导下的厦门临时市委(闽西南),在厦门大学被迫提前放暑假后,把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分别作了妥善安排,有的送到游击区去,参加游击战争;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一些对革命有利的活动。留在学校的党团员,主要是开展护校斗争。当时,福建省政府已搬到厦门,借厦门大学“办公”。这就给留校地下党员两项非常迫切的任务,一是保证校产不受盗窃或破坏,特别是实验室和图书馆,使将来复校后不受影响;二是保护还在校的老师和学生的安全,也要保证敌我双方开战后,师生们能吃上饭。为此,他们作了分工,各负其责。在那么复杂的环境下,厦门大学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在厦门广播电台当播音员的闽西南地下党员周珠凤是缅甸归侨,在厦大半工半读,她为维护广播电台的设备作出了重大贡献。

    9月下旬,周珠凤得知国民党要把厦门广播电台设备拆迁到金门。此时,周珠凤已无法同党组织联系,无法向党汇报请示。为了不让国民党拆迁成功,她立即找机务组许化龙和陈春浩商量,动员他俩在拆机中怠工,拖延机组拆迁时间。

    解放前的一天,省政府派来“林专员”督促拆机,要求当天下午装机上船。许化龙觉察出“林专员”外行,就推说需要6天时间才能拆好。“林专员”一听急了,打电话叫电报局派人来帮助拆机,但电话一直挂不出去。原来是陈春浩把电话线切断了,“林专员”费了半天劲也没联系上电报局的人,最后只好先逃命要紧。周珠凤团结机务人员,最终把广播电台设备保存了下来。

    散布在全市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根据闽中地下党组织散发的《反掠夺、反破坏告全市人民书》精神,自觉地保护自己所在地方不受破坏。除了厦门电厂遭到武力强制破坏之外,厦门基本上完整无损,新闻单位中的中央通讯社厦门分社、南侨通讯社、《星光日报》等单位以及一些公共设施,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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